宋仁宗取消殿试“黜落”制度，是因为屡试不第、叛投西夏的张元？

宋史趣问100题·32·宋仁宗取消殿试“黜落”制度，是因为屡试不第、叛投西夏的举子张元？

宋仁宗

一、宋仁宗取消科举考试殿试“黜落”制度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三月，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在当年的科考举行完最后一场考试“殿试”之后，宋仁宗下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即对凡在此前的“省试”中及格，参加殿试的举子，不再施行不录取不合格者制度，而是全部录取，都成为进士。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始创于隋朝。隋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政治、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社会下层人士扩大参与政权的要求，并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隋朝的创建者隋文帝杨坚废除以社会上层、世家大族世袭垄断为主要特征的“九品中正制”官员选任制度，于开皇七年（587）设“志行修谨”、“清平于济”两科，通过考试选取人才。隋炀帝杨广大业二年（606），设“进士科”，以“试策”即考试举子写作讨论时政的“策论”文章取士。唐朝继隋朝之后，沿行科考制度，武则天载初元年(690)二月，武则天在称帝建立“大周”之前，在“神都”洛阳“紫微城”洛城殿亲自“策问”举子，创立“殿试”。

宋朝建立，继续实施科举考试，但宋初的科举，仅有两级考试，一级是由各州府举行的“取解试”，即经州府考试，录取合格举子，“解”往京城，参加上一级考试的“解试”，一级是尚书省礼部在京城开封主持举行的“省试”。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为了表示对选拔“有用于国”的人才的重视，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考试，也正式确立了中国科考史上的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

但是，从宋太宗开宝六年到宋仁宗嘉祐元年的84年间，一直实行殿试“黜落”制度，即参加科考的举子即使通过了“省试”，依然有在殿试中成绩落后、不合格的举子不被录取位进士，因而失去被授予官职的资格。

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初五，宋仁宗主持殿试，殿试结束，下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从此，直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科考，殿试“黜落”制度再没有实施，凡参加殿试的举子都必然成为进士，只是排名有先后之分。

史籍对宋仁宗取消殿试“黜落”制度多有记载：

《宋史·卷十二·本纪十二·仁宗本纪·四》记：嘉祐二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

《卷一百五十五·志第一百八·选举一·科目上》记：“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

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五·嘉祐二年》记：嘉祐二年三月“丁亥（十一），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

二、宋仁宗取消殿试“黜落”制度的原因

那么，宋仁宗为什么要取消殿试“黜落”制度？

作为“正史”的《宋史》只记载了宋仁宗取消殿试“黜落”制度这件事，对其原因，则没有任何记载。

一般被视为正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卷一百八十五·嘉祐二年》则在记载了这一事实后，加注说：“李复圭《纪闻》云，是春以进士群辱欧阳修之故，殿试並赐及第，不落一人。当考。”李复圭，宋仁宗朝参知政事（副宰相）李若谷之孙、龙图阁直学士、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知府李淑之子，《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列传第五十·李若谷传》后有附传。

李复圭大概写过书名为《纪闻》的笔记，并对宋仁宗废除殿试“黜落”制度的原因做了记载，认为是“以进士群辱欧阳修之故，殿试並赐及第，不落一人”，因为欧阳修作为这年科考“省试”的主考官受到在省试中未被录取的举子的“群殴”，宋仁宗在在殿试中对参考的举子“并赐及第，不落一人”。但李焘对李复圭的这一说法并不认同，认为“当考”，应当加以考证。

而李复圭所记欧阳修被举子“群殴”，《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列传第七十八·欧阳修传》记：

（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其对宋仁宗废除殿试“黜落”制度的原因，也没有一字记载。

而大约为南宋高宗时人的王栐，则在其所撰《燕翼诒谋录·卷五》中，对宋仁宗废黜殿试“黜落”制度的原因，记载颇为详细，且归咎于举子张元屡试不第后叛归西夏，辅佐西夏国主李元昊攻打宋朝所致。

《燕翼诒谋录·卷五》记：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燕翼诒谋录》

三、张元其人

对于李复圭所记因“屡摈弃于殿试”而“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的张元，史籍也多有记载。

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第十一·记张元事》记为：

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

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尝薄游塞上，观觇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在两界间，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

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自是边帅始待士矣。

姚又有《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有《雪》诗曰：“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吴诗独不传。观此数联，可想见其人非池中物也。

承君所记如此。予谓张、吴在夏国，然后举事，不应韩、范作帅日尚犹在关中，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姚、张诗，笔谈诸书，颇亦纪载。张、吴之名，正与羌酋二字同，盖非偶然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康定元年》记：

初，华州进士张源（元）逃入贼界，言者请因而怀抚以反间之。戊申，赐其家米十石、钱二十千文。（五月九日捕家属赴阙，六月乙未送房州。田昼记张源、吴昊事云：元昊倚二人为谋主，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张、吴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骏马轻束而去。）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四》则记：

华州生张元、吴昊来投，官之。

华州生曰张、曰吴者，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累举不第，薄游塞上，觇览山川风俗，慨然有志经略，耻于自售，放意诗酒，出语惊人，而边帅皆莫之知，怅无所适。闻元昊屡窥中国，遂西走。过项羽庙，沽饮极酣，酬酒像前，悲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大恸而行。既入国，二人自念不出奇无以动听，各更其名，相与诣酒肆，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饮此”。逻者执之，元昊责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时元昊尚未更名曩霄，所上表奏，仍用中国赐姓也。闻言竦然，异而释之，日尊宠用事，后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云。

但以上史籍都只是对张元以及与他“相与友善”的吴昊“有纵横才，累举不第”，“而边帅皆莫之知，怅无所适”，“遂西走”，“径走西夏”，“逃入贼界”，“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对于张元“累举不第”、“径走西夏”之后，“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是否引起宋仁宗废除殿试“黜落”制度，则只字未提。

废除殿试“黜落”制度，是国家大事，依常理分析，宋仁宗应当不至于只因为张元屡次在殿试中落第，叛逃西夏，辅佐李元昊攻宋，就做这样的事；而李复圭所记宋仁宗废除殿试“黜落”制度原因的欧阳修被举子“群殴”，更是在当年的殿试之前，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才对之持怀疑态度，认为“当考”。那么，宋仁宗废除殿试“黜落”制度，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或许在得到更多、更直接的史料之前，我们只能像李焘一样，继续认为“当考”吧！

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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