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临夏】​临夏茶马古道路线考

临夏茶马古道路线考

文/张有财

在我国各民族中，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由于“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将茶作为“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但藏族所居的地区，素不产茶，而产茶区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一带。为了将川、滇的茶叶运入藏区，同时将藏区的土特产输入祖国内地，于是，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回民族商贩、背夫、脚户、马帮的劈荆斩棘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条绿色的飘带，横亘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云贵高原的甘、青、陕、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祟山峻岭、峡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广袤的藏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回、藏等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被称为“茶马古道”。

说起茶马古道，人们自然会想起被炒得红红火火，赫赫有名的川藏、滇藏茶马古道，似乎茶马古道远离西北，是西南地区的事，和甘肃临夏没有任何关系。

翻开历史，中国最早的茶马古道和茶马古道的主要分布地不在大西南的云、贵、川，而在中国的大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境内高山平原和丛林草莽荒野上，绵延盘旋着一条条神秘的古道，这就是中国著名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茶马古道，也叫陕甘青茶马古道。而临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历史最为悠久的茶马古道之一，也是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重要贸易中心。

一、临夏茶马古道的形成及路线

(一)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路线和汉代“丝绸之路南道”的形成是茶马古道的雏形

据考古调查，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甘肃和青海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以甘肃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与陕西的仰韶文化和青海的宗日文化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著名的齐家文化在陕西、青海境内也有广泛分布，分布于青海民和的青铜时代喇家遗址，与临夏境内的齐家坪遗址同属于齐家文化，这些分布众多的文化遗迹，充分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甘肃与青海之间，就已经存在着一条比较畅通的文化传播路线和交通路线，为以后的丝绸之路南道、唐蕃古道和陕甘青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据《资治通鉴》记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都是在临津渡（今积石县大河家）渡过黄河入湟中，进入西域，往返路都经河州。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后，临夏境内成为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到了隋代，据《隋书》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裴矩等陪同下，亲率大军，随带大批文武官员，从长安出发，经扶风、临洮，过河州，从临津渡（今积石山县大河家）渡过黄河，到西平，围猎拔延山（青海化隆县），入长宁谷，过星岭到浩门川（大通河谷），将吐谷浑王伏允包围起来，破其都城伏城，降其众10万余。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初期，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处的临夏地区成为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交界地带，随着吐蕃王朝的兴起和不断对外扩张，不可避免的与其东部的唐王朝发生军事碰撞和经济交流。为了发展两国关系，唐太宗应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请求，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又遣使请婚，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许嫁，景龙四年(710)春，吐蕃遣使迎公主入藏。据大量史料记载，当年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就是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南道经临洮、河州、过风林关，从炳灵寺附近的“天下第一桥”渡过黄河进入吐蕃境内的。两位公主远嫁，同时带有大批随从入蕃，据《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这些人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去西藏的同时，也把茶叶、饮茶习俗带入吐蕃。唐人陈陶《陇西行》诗云“自从公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其中就包括饮茶。将茶俗传入吐蕃的除唐朝两位公主及其随从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僧侣。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加快了饮茶习俗在藏地的传播。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族上层，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两位公主及其随从和来自汉地的僧人。

土门关——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关卡和贸易之地

吐蕃与唐朝通婚以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推动了唐蕃古道这条交通路线的最终形成。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一条始于中原、经吐蕃、出尼波罗，至天竺的全新交通线—唐蕃古道得以开辟。唐蕃古道的走向，大致可分为东西两段。其东段在唐境，起于长安至鄯城（西宁）；西段在蕃域，经由鄯城至至逻些（拉萨），然后分别经芒域（基隆）、聂拉木、普兰、亚东、到达尼波罗（尼泊尔）。东段主要有南北两路走法。南路：从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陇县固关镇、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武山、渭源、最后到达临洮。由此分为二路，一路由临洮县北行至兰州、经民和、乐都、到达西宁；一路由临洮渡过洮河后西行至今临夏、经炳灵寺过黄河到青海龙之、乐都、最后至西宁。北路：从西安出发、经咸阳、乾县、彬县、长武县、泾川县、平凉西、兰州、最后到达西宁。其中古道由临洮至西宁的路段，以临夏线为主道，兰州线为支道。内地的茶叶沿着唐蕃古道进入青藏高原藏族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马古道。据史料记载，自贞观八年（634年）吐蕃第一次遣使入唐到武宗会昌八年（846年）的二百余年间，唐蕃互通使臣达190余次，几乎每年都有往来，其中经临夏凤林关者就有70人次。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弱，边境空虚，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乘机占领河州全境，此后吐蕃占据河湟地区达三百多年，临夏地区成为强盛一时的吐蕃东部重镇和吐蕃族的重要聚居区。9世纪中期，吐蕃赞普朗达玛开展“灭佛”，寺院被毁，大量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民间大众中。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杀，两个王子为争夺王位，各据一方，互相征战，强盛的吐蕃王朝在内乱中走向分裂。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本土分裂成十一个割据势力，互不统属。汉文史亦记载，唐朝末年，河湟一带的吐蕃部族“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当时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自唐代中期开始，在唐朝与吐蕃交界的河州风林关和四川等地开始出现了以茶叶交换藏族马匹的市场，当时唐朝在河州的风林关（现永靖炳灵寺附近）就设立有经营茶叶的榷场。

饮茶习俗经过唐代以来数百年的普及，到11世纪初，以奶酪、肉类为基本食物结构的吐蕃全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茶依赖，饮茶成为习惯，而且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其对茶叶需求的迫切性已经超过了其对绢帛等其他的需求，并逐渐成为吐蕃民族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一部分。

北宋王朝建立后，由于宋王朝与辽、金、西夏等政权战争频仍，军马需求量很大，不得不买番马，加之国内茶叶产量大增，造成积压，而西北的藏族又缺茶叶，为以茶易马创造了条件。此时河湟地区的藏族几经火拼、联盟，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形成了几个有一定实力的大部落，其中以唃厮啰政权势力最强。

宋神宗熙宁年间，随着王韶收复熙河地区，茶马交易主要集中在西北的熙河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宋王朝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中央政府正式与藏区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宋廷于熙宁七年（1074年），大范围执行用茶买马法，开始在四川地区榷茶，由政府统一控制蜀茶，将大量蜀茶运送到陕西秦凤（治所今甘肃天水市）、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两路，在临洮、临夏等地用茶叶与“西羌”“博马”。此后十余年间，蜀京西南路金州辖的紫阳茶区及蜀道茶叶商业空前繁荣，《宋史·食货下六·茶下》记录：“初，李杞增诸州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

为了保证茶叶运输，宋王朝在四川至熙河沿途设立水陆茶递铺，差发成都府路厢兵、招募沿途百姓充当脚夫，以解决茶叶运输问题。我国历史上定期进行的“茶马互市”，至此正式开始。来自四川等地的茶叶在首先满足西北地区河湟一带藏族部落对茶叶需求的基础上，从这些藏族部落沿着昔日的唐蕃古道把茶叶运往了西藏本土。茶马互市开展后，据《宋史》记载，每年单就官府所得到的额定马匹达两万多匹。

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唐蕃古道北道完全阻塞，经过临夏以丝绸之路南道为基础的青唐道因避开了河西走廊而繁盛起来。这一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唐道”，这条在唐代以政治交往为主的交通要道，到了宋代以后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宋代运往熙河的茶叶,首先从成都府路的各产茶县运往成都,途径荥经县,严道县(今雅安)、名山县、临邛郡(今邛崃县),经三江驿到成都府,再沿着川陕甘路运送到熙河地区。其路线为：从成都出发，经广汉、德阳、绵阳、剑阁、广元至汉中，从汉中往北有两条路：一是向西北行，是连通川甘的道路，经凤州、两当、徽县到秦州（今天水）。另一是向北行，越秦岭，连接川陕的孔道，沿着褒斜道，中段有一条西出折而北的支道称“萁谷”，沿萁谷往北经大散关到宝鸡，再经陇县、关山、清水到达秦州（天水）。运转到秦州的茶叶，经古渭寨（今甘肃陇西）、通远军、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湟州（今青海民和上川口）、宗哥城（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至青唐城（宋时先称鄯州，后改西宁州），并辗转进入西藏。从川陕主干道运至秦、熙河的茶叶，经过交易后再沿着“青唐道”转运到西藏。这条道在临夏经过的路线为：从临洮过洮河，经康乐寨、当川堡（今康乐县流川）至定羌城（广河县城），往西越南阳山至河州。经北塬至安乡城，由炳灵寺渡河，过宋家城、川城至邈川，循湟水至青唐城。沿着这条古道，宋王朝急需的来自甘青藏区的大批马匹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藏族人民所需的茶叶、布匹等生活用品也不断沿此道运抵藏区。然后分运至青海、西藏各地。宋代的“茶马互市”促进了自唐、五代以来的逐渐形成的藏地与汉地之间日益发展的茶马贸易。

(三)、元、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陕甘青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为明清时期的茶马古道奠定了基础。明代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空前繁荣的时期，明代初年，为了抚慰西北边外的吐蕃为主的少数民族，羁制离心偏向，明朝廷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执行“茶马互市"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叶和四川等地的茶叶，运到秦州、河州、岷州、西宁等地，互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茶马互市上升为控扼蕃夷、安邦保国的国策，明朝廷制订政策、法令范例茶马互市。《明史·食货志》说“用茶易马，固番民气，且以强中国”,以是，“明制尤密”，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明王朝先后在河州、西宁、甘州、秦州设立诸茶马司，以作为在西北地区获取战马的主要场所，茶马互市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茶马司的设置在后来的历史中多有变化，但至万历年间有河、洮、岷、甘、西宁、庄浪等6个茶马司，后来又将岷州茶马司并入河州茶马司，其中河州、洮州、甘州、西宁4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终明之世没有多大变化。为了加强对证茶马互市的管理，明初设检察官以巡理茶事，这种被定期派遣的京官于行茶之地监督征课，严缉私贩，一开始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后来改为“三月一遣”。明宪宗专遣御史“巡理茶事”。成化三年（1467），明政府遣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为了保证茶马互市的有序进行，在洪武年间实行金牌制度：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杨景隆赉入番，与诸蕃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分别为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不允许染指茶马贸易的，民间贸易在严厉取缔之列：“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金牌制的实行，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茶马互市，此时西北边茶运销进入了一段非商品化的官运官销期间。

临夏地处汉蕃民族的交接地带，成为茶马互市的中心区域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也是明王朝禁止茶叶走私的重要防线之一，明洪武年间，明政府沿河州西部的太子山、积石山一线设置了著名的河州二十四关，除防止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用途外，还有一个主要用途是以关为据点，稽查私茶和开展茶马贸易，这些措施客观上使朝廷对“私茶”出境屡禁不止的现象有一定的遏制。实际上，严刑峻法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禁止民间正常的民族贸易的进行，到永乐初年已经是“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同时，明王朝对民间茶马互市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从此以后，茶禁时紧时松，无一定制。弘治三年（1490），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和临洮3茶马司招集商人运茶，只是规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而官府收缴其中的40％，剩余部分则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民间民族贸易的合法化，茶马互市中的“民市”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一席之地。明朝中叶以后，日益兴盛的民间茶马贸易，成为各族贸易往来的主流。
明代实行的茶马互市的大大促进了茶马古道的繁忙，明代茶马古道甘青藏道其路线分为东西茶道和南北茶道两路，东西路沿着昔日的唐蕃古道官道，是官府运送茶马的大道，又称为“大路”和“官道”，其路线为：由陕西和四川产茶各县茶户将茶自行解运到汉中府和成都府领银，再从汉中和成都由官领军夫运至今陇西一带的巩昌后分途运至各茶马司，由各茶马司按额定比例与西番互换战马。运往甘青的茶马古道其路线为一路沿着昔日宋代的青唐道，运送到河州，河州境内的西路为官府运送茶马的官道，据《循化志》载：“积石关……为宋、元以来旧路，自明至清初，由河州至循化皆由此路”。为了保证茶马互市的运输需要，明王朝沿茶马古道沿线设立了众多的驿站，下设铺和递运所，其中在现临夏境内自东向西就设有定羌、和政、风林、银川和长宁五个驿站和19个递铺以及三岔、定羌、和政、风林四个递运所，其中递运所主要承担茶马贸易的运输工作。另一路为南北路茶道：其路线为由灌县（现都江堰市）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过甘南草原，经土门关至河州，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道路平坦，关卡较少，适合大群驮队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甘青茶商驮队喜走之路。大量运送到河州的茶叶，在河州经过茶马互市交易后，又分为西、北两路分别进入甘青藏区，北路从河州出发，经北塬至安乡城，由炳灵寺渡河，过宋家城、川城至邈川，循湟水至西宁城。西路沿红水河西上，经井沟至银川，经安集、胡林家到大河家，其中一路从临津渡口过黄河，经民和、乐都至西宁城，另一路则过积石关，从青海循化进入西宁，两路在西宁汇合后西行，最后到达西藏。

明成化六年(1476)，随着明王朝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番族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茶马古道甘青藏道的重要作用逐渐被日益兴盛的川藏道所取代，昔日的甘青藏茶马古道成为以后的甘青道茶马古道，其线路运输的茶叶主要用于满足甘肃、青海境内的藏族需要。

（四）清代和民国以来的茶马古道

清代初期，战争双方对马匹的需求均刻不容缓，同时为了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表示抚慰，清政府一开始对茶马互市十分重视。当时茶马互市基本上沿用明制：“每年榷茶中马，各厅员实掌其事”。政府官员负责“于陕甘易番马”之有关事宜。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进行着规模巨大的茶马互市。为了保证这种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了5茶马司：西宁茶马司驻西宁，洮州茶马司驻岷州，河州茶马司驻临夏，庄浪茶马司驻平番，甘州茶马司驻兰州。由中央政府在西北5茶马司内统一发行茶引。顺治三年（1646）西北5茶马司共计颁发茶引130余道，中马1，300余匹。顺治七年（1650），规定西北5茶马司的茶引全部由商部颁发，大小茶引均由官、商平分以中马之用。“大引采茶九千三百斤，为九百三十蓖，商部引输价买茶交茶马司，一半入官易马，一半给商发卖，例不抽税”。每5斤为1包，200包是1引。不久又规定，每引只准附茶140斤，“茶蓖先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至巩昌，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查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走私活动，“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其番僧夹带奸人并私茶，许沿途官司盘检查，茶货入官，伴送夹带人送官治罪”。并且严格规定只能在互市市场内从事交换。据《甘肃通志》卷19统计，甘肃5茶马司占了全国茶引的近95％。

在“行中马之制”时，清政府通过茶马司向商人征收实物――茶叶，当时的征税额高达50％，一旦按数征税后，则允许商人自行处理长途贩运的茶叶，沿途关卡不得再向茶商征税。官商平分茶叶，保证了西北地区5茶马司的茶马互市的基本货源――茶叶。

清朝统一全国后，随着国家边境的确立与国内战事的明显减少，而政府开辟的牧场又有所发展，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获得，已经显得不如过去那样迫切；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民族交往限制的相对减少，清政府对于民间正常的茶马互市的控制也逐渐放松，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这种垄断已经没有必要了，这样以来，清政府不得不更弦易辙，其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向商人征收税收了。为了有效地在茶马互市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改变历代皆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总其事宜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清雍正十三年（1573年），清政府裁撤了茶马司，相沿千年的由政府主导的官营“茶马互市”制度至此结束。

清代雍正年间以后，随着政府主导的“茶马互市”的取消，居住在临潭、临夏的以回族为主的商人、发挥善于经商的传统，迅速填补了茶马互市取消的这一空缺，成为与藏族贸易的主力军，他们克服高原缺氧、交通不便等重重困难，深入川、甘、藏、青藏区，带着布匹、茶叶、盐等百货在藏区出售，从藏区收购羊毛、皮张，药材、马匹、牛羊等，转运到内地销售，昔日的“茶马互市”为主的官方垄断贸易逐渐被茶叶等百货和畜产品为主的民间贸易所取代。商业的发达也带动了城市和市场的发展，临夏八坊一带，成为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和转运码头，店铺林立，商贩马帮往来不绝，被美誉为“西部的旱码头”。

清末民初，随着商贸事业的发展，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茶叶等商品的民族贸易的运输需要，以临夏回族为主的驮运“脚户”兴起，这些脚户多为农民，以户为单位，从事专业驮运，如有较大运输量货物，则以结帮组队承运，他们结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互相照应行走于四方。一年四季或四川、或陕西、或青海、或西藏、或省城兰州，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溜儿山来者呦两溜儿山,三溜儿山呀，脚户哥下了呀四川；哎呦呦呀，脚户哥下了呀四川。今个儿想来着呦明个儿盼，天天儿盼呀，夜夜的晚夕里梦见；哎呦呦呀，夜夜的晚夕里梦见。脚踏上大路者呦心牵着你，心牵着你呀，喝油者也不长者肉了；哎呦呦呀，喝油者也不长者肉了………”。“河州花儿“中的这首“脚户令”，以其悠扬的曲调唱出了在茶马古道上，河州的脚户们赶着牲口，到遥远的四川等地进行商贸往来的艰辛和辛酸。

这一时期以临夏为中心的脚户驮运路线主要有：

1、河州——成都线。从河州出发，经临洮、会川、岷县、宕昌、成都、文县、碧口入四川至成都，即历史上著名的阴平道。往返驮运水烟、丝线、衣线、烤烟、川糖、茶叶（川沱、云沱）、黄糖、药材等生活用品。这条线路途中有多处栈道，艰险难行，每次往返需两月左右时间。
2、河州——汉中线。由河州经临洮、渭源、武山洛门镇入南沟至礼县，再经成县、康县、达汉中，这条运输线以往驮食盐（青海湖盐），回驮茶叶为主。
3、河州——三原线。即河州经兰州、平凉、西安或由河州经陇西、平凉而东达西安。往驮土产，回驮布匹、茶叶、铁锅、犁铧等。这条线直接往返驮运较少，多是分段转运。
4、河州——武都线。即为河州——成都线长途半程，往驮土产，回驮白糖、草帽、犁铧、铁锅、棉花、茶叶等。
5、河州——西宁线。经永靖、王台、马营、民和、乐都，往驮茶叶土布百货等，回驮清油、食盐。
6、河州——循化、保安、巴燕戎线。自河州经老鸦关翻达里加措山至巴燕戎格；或从河州过积石关经马尔坡至循化、化隆、贵德等地。往驮百货土布茶叶等、粮食、面粉等，回驮皮毛、土产、清油等。
7、河州——拉卜楞、合作线。自河州西行出土门关，经清水塘至夏河或合作。往驮面粉、蔬菜、茶叶等百货，回驮肉、酥油、皮毛、蕨麻等。
8、河州——兰州——河西线。自河州经东乡，过洮河、漫坪、入大小沙沟、尖山至兰州，再由兰州经永登、越乌鞘岭至河西各地。河州至兰州段，往驮土产、药材、大麻、皮毛、肉类，回驮布匹、茶叶、百货、瓷器等；兰州至河西段，主要是由东乡族商贩收购河西的皮革等货运至临夏。

茶马古道-景古道

二、与茶马古道有关的现存遗址

1、积石关遗址积石关历史上是进入青海藏区的重要通道和关口，位于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关门村西端。旧名临津关，隋、唐、宋、元各朝沿用其名。明初改称积石关，为二十四关中的第一大关。关门建于内地通往青海藏区的交通咽喉之处，北临黄河，南依大青山陡崖，曾筑有宏伟的关门和边墙。据《循化志》载：“积石关…为宋、元以来旧路。自明至清初，由河州至循化皆由此路，较今之老鸦关之路近二十里”。“距初于州（河州）置茶马司，此（积石关）为市易之处，有官军戍守”。明嘉靖本《河州志》载：“州西百二十里”。现关门无存，在靠近大青山的陡崖下，残存有南北方向的夯土边墙一段，残长3米，边墙基宽2米，顶宽1米，残高2米，夯土层厚20厘米。

2、土门关遗址土门关是二十四关中建筑规模最大者，也是明代以来茶叶进出河州的重要通道和关口。此处“山高险峻绝，对岸若门，关口两侧高山耸立，形成一天然峡谷。明代在土门关修筑有边墙。当年，边墙由东南向西北顺山梁夹大夏河夯筑而成,边城墙约5华里，墙宽一丈八尺，高三丈余，十分坚固。关门就设在靠西北山根处（距今兰郎公路约30米），边墙走向基本呈“八”字形，总长567.6米，全系黄土夹石块夯筑而成。现残存的关墙全长只有410.6米，由3段组成：上段长132米，这一段是关门以西、也是最完好的一段。正门处残高10.5米，墙基宽16.6米，残顶宽5.2米。墙基宽度和墙顶宽度从关门开始。越向山顶延伸越窄。中段长267.6米，残高6.7米，墙基残宽7.6米，顶残宽1.7米。下段（靠河段）长11米，基残宽12米，顶残宽1米。被毁去的关墙全长157米，其中一部分为兰郎公路所占，一部分为水渠所占，一部分为群众取土所毁。据史料记载，土门关曾建有关门、城楼。城楼为二层，雕梁画栋，雄伟壮观。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土门关被辟为汉、回、藏、蒙茶马互市的场所。关门早开晚闭，商旅人等出入关口，“均有驻军巡查，私茶书境，拿官治罪”。关门与城楼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拆除。关墙外有护城壕，宽丈余，深八、九尺，解放初期尚隐约可见。

3、景古古道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康乐县普查队员发现了一处茶马古道，古道位于康乐县景古镇景古村杨家河社北侧50米，地处杨家河和黑水河之间，古道为南北向，长300多米，宽9-10米不等，面积3000平方米。古道地势呈南低北高，南北两端被康乐-冶力关公路切断。由于长期车压马踏，古道比两旁的地面低出6-9米不等，形成一个沟道，其断面呈“U”字形。该古道距景古旧城几步之隔，据《元史》记载，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云南，就是从此古道经过的。又据《康乐史话》载：“水池城，当地人叫旧城，有用兵古道从城下经过，唐代中期，这条古道从长安城沿渭河而上，经渭源县的峡城过洮河至水池城，直通河州，宋代以后，该古道也是连接河州和洮州的便捷通道，是茶商常走之道之一。

如今，在几百年前古人开创的临夏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和脚户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驮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昔日的茶马古道被一条条宽敞的公路所取代。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精神，以及对过去商贩和脚户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临夏各民族一种崇高的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临夏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荣耀与光辉，激励着后来的人们去奋斗。

土门关——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关卡和贸易之地

张有财，回族，甘肃省康乐县人，1992年6月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历史学学士。现为临夏州彩陶馆（博物馆）研究馆员，潜心研究西北地区史前文化、临夏历史文化二十余载，主持发掘了汉代、宋金时期的墓葬10多座；实施完成了甘肃省文物保护和技术研究课题《河州二十四关调查研究》项目；公开出版了《临夏地区宋金时期墓葬研究》个人专著；作为副主编，公开出版了《临夏考古》《临夏文物》等书籍，先后在国家、省级和地方报刊上发表专业文章8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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